科学家的宗教信仰

 

　

 

    许多西方自然科学家都相信宗教。例如天文物理学的奠基人开普勒曾写道：既然天文学家是自然之书最高上帝的牧师，适合我们思考的不是我们智慧的光荣，而是居于一切之上的上帝的光荣。

 

    牛顿是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者，包括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运动三大定律。他信仰耶稣基督和救世主，晚年写了大量宗教方法的手稿，从年代学和圣经研究到神学阐释；

 

    法拉第发展了电学和磁学基础概念。他积极从事教堂的活动，对圣经和祈祷者有持久的信仰。

 

    道尔顿(1766～1844)被称为是原子理论之父，导致了近代化学革命。他是一个传统的、相信圣经的基督徒；

 

    孟德尔是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他有强烈的宗教信仰，选择了修道士的生活。他是一个造物主主义者，反对达尔文的学说；

 

    巴斯德(1822～1895)是细菌学之父。他坚持反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他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教徒；

 

    开尔文勋爵以一种科学的形式建立了热力学，提供了对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精确描述。他是一个强烈的基督徒，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1903年临死之前，他做了明确的陈述：“根据生命的起源，科学积极地确信造物主的力量”；

 

    麦克斯韦是电磁理论的集大成者，发展了电磁学的数学公式。爱因斯坦称他的工作是自牛顿以来物理学最成熟的果实。麦克斯韦反对进化论，他写道：上帝命令人们征服地球，提供个人动机去追求科学事业。他承认个人关于上帝和救世主的耶稣基督信仰；

 

    黎曼发展了非欧几何概念，建立了黎曼几何。他是一个基督徒，希望在数学兴趣转移之后进入教堂。他做了几次明显的努力，用数学原理证明创世纪的书的有效性；

 

    冯·布劳恩(1912～1977)是现代航天科学之父。他曾写道："宇宙的无边神奇只能证实我们关于造物主确定性的信仰。我发现理解一个不承认在宇宙后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学家和领会一个否认科学进步的神学家一样困难；

 

    爱因斯坦是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作为犹太人，与牛顿或者法拉第的基督传统不同。他不相信个人意义上的上帝，比如在圣经中出现的那个上帝。但是他被宇宙的秩序和和谐所震撼，并相信这就展示了这儿有一个造物主；

 

    当然，比起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上述列举的人物只能算是少数。如果再仔细分析，还会发现这些相信宗教的科学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1、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科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手段。宗教则是在人类尚未认知的和不可控制的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用信仰取代科学知识的一种活动。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比较复杂，“对这种关系的流行概括，不管是以战争的字眼，还是以和平的字眼表达出来，都是经不起严格考究的。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关系，它是由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在大量不同处境下造成的。不仅它们之间的分界线是成问题的、随时间变动的，而且，把早先几个世界的科学与宗教抽象出来，看它们如何发生关系，这种做法也是有相当的人为性。”也就是说，科学与宗教的问题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最后的回答。

 

    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热衷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流行的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科学和宗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一个处理可检验的事实，另一个则为信仰舍弃理性；一个对科学认识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感到欣喜，另一个则在永恒的假定真理中寻找安慰。

 

    第二种观点是，科学与宗教并非是争斗的，而是本质互补的——各自满足一系列人的不同需要。这种观点认为，只要牧师不对自然的作用发表武断的见解，科学家不狂妄到设想科学知识能满足人类最深层的需要，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会变得甜蜜而轻松。

 

    第三种观点是，科学和宗教既不冲突也不分离，关系极其密切，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绝不是有害的，而是能够对双方都有利。

 

    萨缪尔等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了诙谐而有趣的对比。例如，科学与宗教都试图解释自然现象，《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描述了世界的起源，现代宇宙论也提出了“大爆炸”的创世图像；科学与宗教都试图描述宇宙的终极命运；科学与宗教都有一组信条，宗教信条是诸如十戒之类的道德准则，科学信条则是物理规则；科学与宗教都寻求真理，宗教寻求的是道德真理，科学寻求的是自然真理；科学与宗教都试图更好地理解已知的一切并发现未知，去见前人所未见，去理解似乎不可理解的事物，去给似乎无意义的赋予意义；宗教经常涉及寻求得救的种种努力，在尘世追求美好生活最终升入天堂；科学则是有更好地理解自然的需求所驱动，这样的理解通常会带来巨大的技术成果和实际利益。

 

    与发现神和神谕相对应的是科学发明，宗教中的启示通过精神经理、历史事件、宗教学习和神秘体验而发生，科学发现则通过实验或者基于美学或者数学原理来实现，很多情况下发现的过程显得十分神秘。宗教和科学都做出预言，《圣经》包含灾祸降临和许多其他事件的预言，科学则企图预言物质在未来的运动。与宗教一样，科学也有自己的“牧师”，即科学家和教师，而科学的圣徒则是那些做出巨大科学贡献的伟大人物；科学因为有用而存在，宗教的存在是因为它提供了作为人类的精神支柱的道德准则。

 

    由于科学和宗教的这些相似性，也许可以把科学视为一种宗教。在科学中，自然扮演了上帝的角色。自然是万物存在的一种抽象，自然无处不在，自然通过时间和偶然创造了生命。如果把“上帝”一次替换成“自然"，《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便具备了一些科学意义。

 

    欧洲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冲突。第一次是中世纪末期。这时的欧洲，教会统治一切，具有绝对的权威。教会就是第二政府，控制着大量财产，掌管法庭、监狱和意识形态，科学只是为教会服务的恭顺的婢女。教会对所有违背《圣经》的科学研究的人，一律加以打击迫害。由于教会的强大和专横，大量的科学家惨遭残酷的迫害。近代科学的诞生，可以说是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牺牲鲜血换来的。

 

    第二次是19世纪的下半叶。这时科学已经得到蓬勃发展，教会的力量已经削弱，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纪的说法大相径庭，但教会也只能采取舌战和笔伐的方式进行攻击、讽刺，再也没有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酷刑。

 

    欧洲历史也经历了宗教对科学的促进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0到11世纪的欧洲第一次学术复兴阶段之后的一段时期。文化教育在教会的倡导下发展起来，教堂、修道院大量兴办学校，大学也开始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海德堡等。教堂、修道院、大学既是传播宗教神学的重要阵地，也是孕育近代科学和文明的场所。

 

    另一个是17世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阶段。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促进了英国和北欧等国的科学体制化。新教派具有功利主义倾向，强调世俗职业的功利特征。他们宣称研究自然是基督徒的责任，增加知识也是为了健康和获得财富，因此他们关心知识的实际应用，这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繁荣起来积极的推进作用。宗教改革提供了一种较为自由的环境和宽容的精神，摒弃了经院哲学，迫使神学逐渐适应科学，使人们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宗教改革也抑制了圣事和神职人员等旧的权威，提高了理性的地位。

 

　

 

    2、科学家对待宗教的态度

 

    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对待宗教的态度有多种情况，表明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

 

    1)一种是为了避免与宗教的冲突，在内心上完全坚持科学真理，但是迫于宗教的压力又不得不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做出妥协。如哥白尼和伽利略。

 

    哥白尼是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他不到10岁父亲就去世了，由当教堂主教的舅父抚养成人，后来自己也一直在教堂里担任职务。哥白尼对天文学的兴趣和潜心研究，使他对当时教会宣扬的地心说发起了挑战，提出了日心说。为了避免任何教会的反对，他在《天体运行论》序言里强调日心说不能认为是宇宙的忠实描写，而只是一个有用的想法，并加上了献给教皇之类的字眼。

 

    而伽利略在与教庭的对抗中更具戏剧性。伽利略是意大利着名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发明制造了折射式望远镜并进行天文观测；他研究了物体运动的规律，完成了比萨斜塔的自由落体实验。这些科学活动彻底改变了伽利略对宇宙的看法。他是哥白尼学说的公开支持者，在着作、言谈或者演讲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罗马教皇将哥白尼的着作列入禁书后，伽利略被召到罗马，在受到警告后答应不再公开支持哥白尼学说。

 

    伽利略认为写一篇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和哥白尼的信徒之间的对话而自己不偏袒任何一方就可以避免引起麻烦，于是他撰写了《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但在这本书里，亚里士多德明显不是哥白尼的对手，而且还被指控书中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是影射教皇本人。他再次被召至罗马并遭到刑讯的恐吓，被迫宣布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使用了低三下四的语言求情。

 

    2)一种是坚持科学与宗教的和谐。他们既探索科学真理，又保持者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情感河道的方面赞扬上帝，甚至用自然科学家的成就赞美上的全知全能，如牛顿。

 

    牛顿的着作是试图通过普遍规律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学说，他对宗教很有兴趣，写下了大量的圣经评注和其他神学论文。

 

    晚年的牛顿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指导作用，虔诚地相信上帝，埋头于写以神学为题材的着作。当他遇到难以解释的天体运动时，竟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的谬论。他说“上帝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

 

    科学家中有一些是相信宗教的现代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宗教与科学的和解，而反对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密立根主张科学与宗教共同促进进化，认为宗教是人类进步的三大要素之一。他所说的三大要素是释伽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所教导的人类的良心、理想和期望，宗教的仁爱和利他主义精神；科学的自然规律的思想；进化的思想。

 

    3)一种是在科学研究之后逐渐改变了宗教信仰，如达尔文。

 

    达尔文是在正统信仰中长大的(不过他的父亲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或者说是一个怀疑论者)。达尔文的心爱读物是密尔顿的《失乐园》，他在贝格尔号上航行时一直带在身边。在他前往剑桥学习神学之前阅读了很多神学着作。他在那个时候丝毫也不怀疑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因而使自己相信英格兰教会的信条必须无条件地完全接受。

 

    那时他所酷爱的读物中还有自然神学家培勒的着作。由于毫不怀疑培勒的前提，所以他对书中的长篇立论十分喜爱和相信。在贝格尔号船上时，达尔文写道：“我是十分正统的，我还记得船上的一些高级船员对我在某些道德问题上引用圣经作为无法反驳的权威而坦率地嘲笑过我。”

 

　　他的正统观念还含蓄地包括，被创造的世界是由恒定不变的物种所占据着的观点。达尔文在剑桥和伦敦最常接触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抱有相似的观点。在1859年以前，他们之中没有人比莱伊尔更经常、更正面地一再重申物种的固定不变性(虽然莱伊尔反对地球是新近形成的观点)。

 

    达尔文背弃基督教信仰是他回到英国后头两年的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对圣经(尤其是对旧约)采取了更为批判性的态度，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发现“世界是由上帝设计”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达尔文发现一种机制——自然选择——能够说明适应和多样性的逐渐进化之后，就不再需要去信仰某个超自然的(制造钟表的)“钟表匠”。由于他的妻子和许多好友都是虔诚的有神论者，所以达尔文在自传中只能十分审慎地表露这种看法。但是最后他终于说：“一切事物开端的秘密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宁愿满足于当一个不可知论者”。

 

    达尔文在1868年出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十分率直地表示我们只能在相信自然选择或信奉“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创世主安排一切、预见一切”两者之中作出抉择。这样一来“就使我们面对在自由意志和由神注定之间同样无法解决的难题”。总之，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当达尔文着手深入研究他收集的标本时，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削弱到足以使他能够放弃物种不变这一观点的程度。

 

    4)一种是泛神论者，他们不相信那种主宰人类情感和命运的上帝，而是相信主宰着自然的和谐与秩序的斯宾诺莎的上帝。如爱因斯坦和普朗克。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的宗教感情与普通人的宗教感情是不一样的，普通人信仰宗教，希望得到上帝的保佑，而科学家确实相信一种宇宙宗教精神，即自然界中存在的普遍的因果关系。科学与宗教不是也不可能是互相抵触的，相反它们却互相需要。在一篇的论文中，爱因斯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些观念。

 

    “在我看来，一个受到宗教启发的人，已经在最大限度内把他自己从自私的欲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全神贯注于那些具有超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抱负之中。……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在其领域之外仍然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宗教只涉及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评价：它不能正当地揭示事实和事实间的联系。根据这一诠释，过去在科学也宗教之间广为人知的冲突必须都归因于对上述情形的误解。……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现在宗教领域和科学领域的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的上帝这一概念。科学的目标是确立决定空间和时间坐标中的物体和事件间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我们能够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很精确地、很肯定地预言某些领域的现象的随时间变化的行为这一事实深深地根植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即使他对那些规律的内容可能掌握的很少。”

 

    5)一种是坚持无神论立场，坚决反对宗教，例如布鲁诺。

 

    布鲁诺是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激烈支持者，结果被罗马宗教法庭宣判为有罪，1600年被放在火刑柱上烧死。不过，宗教与科学的严重冲突时期已经过去，宗教信仰与科学信仰相对自由，现代更多的科学家坚持无神论。

 

　

 

    3、最新研究进展：信神的科学家逐渐减少

 

    关于科学家的宗教信仰问题，最新的研究是Edward Larson 和Larry Witham做出的，他们在《Nature》发表了研究论文“杰出的美国科学家至今反对神”。

 

    最早研究这个课题的是美国着名心理学家詹穆斯·H·路巴，他在1914年做了里程碑式的调查。他发现，在1000名随机选择的美国科学家中，有58％表示不相信或怀疑神的存在，在400名“大”科学家中，这个数字上升到了接近70％。20年后，路巴用有些不同的方式重复了调查，发现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67％和85％。

 

    在1996年，Edward Larson 和Larry Witham重复了路巴在1914年的调查，并向《自然》报告了结果。结果发现，在1914年以来，美国科学家一般没有多少变化，有60.7％表示不信或怀疑神的存在。1998，Edward Larson 和Larry Witham模拟了路巴在1914年第二阶段的调查，调查那些“大”科学家的信仰，发现信神的比例是前所未有的低——只有大约7％。

 

    Edward Larson 和Larry Witham所选取的“大”科学家群体是美国科学院的成员。调查发现，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家几乎一致地否认超验事物的存在。不信神和不信永生的比例，在科学院生物学家中分别为65.2％和69％，在科学院物理学家中分别是79％和76.3％。剩下的人当中，大部分对这两个问题都持怀疑态度，很少有相信的。我们发现，科学院的数学家们具有最高的信仰比例(14.3％信神，15.0％信永生)；生物学家具有最低的信仰比例(5.5％信神，7.1％信永生)，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则稍微多了一些(7.5％信神，7.5％信永生)。

 

对神的信仰（年份） 1914 1933 1998

个人相信（%） 27.7 15 7.0

个人不相信（%） 52.7 68 72.2

怀疑或不可知（%） 20.9 17 20.8

对永生的信仰（年份） 1914 1933 1998

个人相信（%） 35.2 18 7.9

个人不相信（%） 25.4 53 76.7

怀疑或不可知（%） 43.7 29 23.3

　

 

    4、20世纪几位转向为神学家的科学家的观点

 

    自己也曾是科学家而后热衷研究宗教的麦克格拉思对20世纪从科学家转向神学家的五位学者：伊安·R·巴伯、查尔斯·A·库尔森、阿瑟·皮科克、约翰·波尔金霍恩、皮埃尔·泰亚尔·德·夏皮尔的情况作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个案进行了考察。

 

    伊安·R·巴伯于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第一个学术职位是在密歇根卡拉马祖学院担任物理学教授。由于对宗教的强烈兴趣，到耶鲁大学专修了神学并取得神学学士学位。他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其中包括在明尼苏达德卡尔顿学院担任神学系主任和物理学教授，最终成为这个学院的一个有关科技与社会讲座的教授。他在1966年出版了《科学与宗教的若干问题》，1990年出版了《科学时代的宗教》。

 

    巴伯的宗教观点主要是抛弃了上帝万能的传统说法。他认为，上帝不具有强迫能力只有说服的能力；上帝为了创造美好利益而行动，却不能阻止邪恶的产生。在理解进化论上，巴伯论证进化的过程受上帝的影响，但不是由上帝指导，也就是说上帝影响进化的过程朝向善，却不能一丝不差地独断进化采取什么方式。

 

    英国科学家查尔斯·A·库尔森在数学、物理和化学领域都有建树。1947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国王学院的理论物理学教授，1952年又成为牛津大学的数学教授，1972年成为牛津大学首位理论化学教授。他出版过《原子价》和《分子的形状与结构》等多部科学着作。

 

    库尔森出版过关于科学与基督信仰的两部着作《科学时代的基督教》和《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库尔森反对"缺空中的上帝的存在"，所谓"缺空"是指科学不能解释的地方，就用上帝来填充，好像上帝活在缺空中一样。他认为，《圣经》对于创造的叙述指向了宇宙拥有的一切，论证了一种有意义的、有秩序的方式，它能够被自然科学被发现，正是在这里科学与基督教明显地聚合起来。库尔森论证上帝就在这个世界那些鲜明可见的美与秩序之中。

 

    阿瑟·皮科克1942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化学，并跟随195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欣谢尔伍德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伯明翰大学担任物理化学讲师。皮科克通过学习这所大学开设的神学课程，发展了自己对基督神学的兴趣。他后来先后担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长和牛津大学一个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科学与宗教方面的主要着作有《创造与科学的世界》、《科学时代的神学》和《上帝与科学：追寻基督教的可信性》。

 

    皮科克相信基督教神学需要对现代科学所提出的挑战做出反应，他认为科学与神学都旨在描绘真实，都使用模型这种形而上的语言进行描述，而模型是"部分的(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对真实的知晓总是有限的)、适宜的(这些模型能够使我们理解它描绘的真实)、可修正的(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需要修正了的知识的积累而修正)和必然的(通过模型间接地把握真实是必然的)"的手段。

 

    约翰·波尔金霍恩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学，他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数学物理学教授。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牧师，1989年成为女王学院的院长直至退休。他的科学与宗教方面的着作有《世界是怎样的》和《科学与创造》。

 

    在波尔金霍恩看来，自然神学也许是科学的世界与宗教的世界之间最为重要的桥梁。他强调现代科学最有意义的收获之一是它阐明了世界的秩序。它揭示了一个可理解的、精巧的均衡结构，这就提出了超越科学的问题，导致出一种精神上的动荡疑惑，这种动荡只有通过适宜的解释才能解释。波尔金霍恩认为，宇宙秩序奠定了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的基础，而导致宇宙秩序如此的精巧和复杂的均衡必然存在着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条件，探索这些重要的、令人放不下来的条件是护教论者的任务。

 

    皮埃尔·泰亚尔·德·夏皮尔是法国着名的古生物学家。他曾参加了“北京人”猿人化石的考古发现工作。他生前发表了许多科学论文，而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着作《人的现象》和《神的媒介》是他死后才发表的。这两本书把进化论生物与哲学神学和灵性结合到了一起。

 

    夏皮尔他认为宇宙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它通过向前和向上的运动慢慢地朝向一个更具复杂性、更具自觉意识的状态发展。上帝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从内部指导它，而且也在前面引导它。他用四个简明的陈述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我相信宇宙处在进化之中，我相信进化过程朝向精神，我相信精神在一种人话的形式中可以得到最好的认识，我相信至高无上的个人就是普遍的基督。